序言陈淳
本书是秦小丽教授和张萌青年副研究员与“陶器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组四位研究生共同完成的一本专著。在阅读国外近百篇论著和小组研讨的基础上，他们对陶器研究的各类议题进行了整理和总结，然后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分门别类加以介绍。本书明确的理论导向以及涉猎极广的议题和视角，为我们了解国际学界陶器研究的前沿提供了一扇窗口和具体实践的参考。
陶器是考古发现中数量最多和最不易消失的文化遗存之一。与石器剥片加工的离心过程不同，陶器生产的向心过程可以让陶工随心所欲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而陶土的可塑性、原料成分及烧制过程的千变万化，使得考古学家能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化的年代学、工艺技术、器物功能、美学意识、交换贸易、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等问题。
柴尔德在他的《人类创造了自身》一书中曾经提到，陶器生产对于人类的思想和科学的肇始具有很大的意义，制陶也许是人类最早有意识利用的一个化学变化。对于古人来说，陶土是一种可以自由发挥的介质，能随心所欲地将它塑成任何形状，烧制后变成颜色和质地完全不同的“石头”。陶工从“无形中造型”的自由发挥，加上陶土材质魔术般的转变，可能启发人们许多哲学问题。然而，这种实用工艺并非个体的，而是集体的，是所有社群成员共享经验和智慧的表现。从某一新石器时代村落里出土的陶器都表现出单调的一致性，它们带有强烈的集体传统而非个性的印记。
在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流行的阶段，陶器类型学是相对年代的工具以及构建考古学文化单位的主要方法。陶器被看作与地质学中“标准化石”一样的标本，于是那些数量多、分布广、变化快的陶器被视为典型器物，用来为考古遗址分期，并作为某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而那些数量少、非典型或不具备年代学和文化意义的标本则一般会被忽略。这种价值取向的陶器分析会忽略大量具有其他内在价值的材料，而类型学为导向的研究也只是提供一种静态的分类和描述，难以达到透物见人的境界。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过程考古学的兴起为陶器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和路径。美国考古学家马特森提出陶器生态学的概念，设法将近东陶工所掌握的原料与技术与陶器产品的文化功能联系起来。年，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布朗指出年代学取向的局限性，认为陶器的变异主要是由生产和使用的工艺要求所造成的，因此能够告诉我们各种有关器物用途的信息。半个多世纪以来，陶器研究最突出的进展和成果集中表现在用考古科技来分析陶器的生产工艺、成分结构、功能用途和分配贸易方面。类型学分析的文献极度萎缩乃至基本消失，形制研究被融入其他方法论，如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社会生产的探索之中，并通过民族考古学的类比来了解其含义。
本书的内容涉及国际学界陶器研究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考古学史告诉我们，这门学科的进步有时并不在于新材料的发现和积累，而是研究视角的转移和理论方法的拓展。新思路能够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为我们展开一片全新的探索天地。由于陶器研究的许多课题如工艺技术、用途、贸易和社会结构往往彼此关联，许多因素会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本书为方便而设置的章节难免出现内容上的一些重叠和交叉，也许在阅读中会产生理解上的困惑。而读书笔记对许多议题也只能点到为止，难以展开。因此读者可以将本书内容看作某种启发和引导，对某些感兴趣的议题可以按图索骥，延伸阅读。
如果本书以后修订再版，建议除了增加新的成果和将章节内容调整得更加合理之外，可以结合中国陶器研究的现状展开讨论，评估得失，为中国陶器研究的发展提供思路和建议。
关于本书的编写
陶器是考古学中最普遍的研究对象之一，陶器研究理论与方法是考古学专业学生基础课程必须掌握的内容。无论是在中国考古学界还是世界考古学研究领域，陶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都受到高度重视，也是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素材与必须掌握的基本研究方法。站在陶器研究的世界性前沿来审视中国庞大而丰富的陶器发掘资料成为必要，建立系统的陶器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也是大势所趋。
但是，就目前来看，国内还鲜少有从世界性理论和方法的高度进行陶器研究的前例，也没有在大学将陶器研究的基础理论方法与实践性案例分析相结合的课程。本书的编著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尝试，也希望能为中国丰富而多样的陶器资料，特别是史前时期的陶器资料研究在方法与理论上进行探索性实践，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