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这为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把准研究方法和选择好研究方法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把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本质与联系，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出场
社会科学以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等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其产生开始，便有了自己相应的研究方法。从属性来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是其重要的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或者说定性的方法与定量的方法，一直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随影而行。人类早期，科学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没有达到系统的程度，不能非常确定未知世界，图画简化、记号改造和文字描述，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主要方法；同时，手指计数、石子计数、结绳计数和刻痕计数等也运用在社会活动之中，成为人类早期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认识世界的雏形。
一直以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定性研究没有明确定义。但是，大致认为，所谓定性研究，主要是依据社会现象或事物具有的属性，从内在的规定性来研究现象或事物。定性研究，主要通过语言文字描述、现象分析归纳、图像展示说明等方式，从中寻找事物“质”的特征和规律。比如，标志着经济学诞生的《国富论》，以定性为主进行阐述，马克思的《资本论》采用大量定性研究进行分析，定性研究方法阐释出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内在本质和规律的光辉思想。
20世纪20、30年代，定性研究因社会调查方法得到发展，采用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方式开展研究，加快了定性研究方法的步伐。通过定性研究，人们对研究对象有相对偏于感性的了解。
假以将考察目光投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辉煌殿堂，不难发现，儒家的解释系统成为了绝对主流。这至少源于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整个社会结构高度同质化，分析社会现象，更多从礼和文化的角度去考察。这也是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自身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原因。其实，这是相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内涵以及具有多学科性、多方法而言得出的一种推论。近代以来，大批仁人志士在寻求国家与民族的图存路上，常常借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寻求解决良方。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思想理论界空前解放。在“政治学、社会学等等需要‘补课’”的指引下，我国社会科学开启重建之路，面对改革开放的宏大场景，社会科学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更多使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展示出许多抽象的理论推导和思辨阐述。一则，这是继承传统的研究方法；另一则，是社会科学与哲学、历史学和文学有着本土的人文基因和关系。
相对定性研究来说，定量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迟缓许多，但是发展迅速。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日常生活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种需要而从事的生产活动等构成了科学的起源。古代东方民族和古希腊对古代科学的萌芽均作出重要贡献。但直到伽利略摒弃神学的宇宙观，倡导数学实验方法，揭示出动力学、天文学的变换状态和存在规律，才开启近代科学以及定量研究之先河。近代科学快速发展，工业文明大步向前，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实证主义迅速兴起，用“量”的表达、数学的语言研究社会对象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威廉·配第、奥古斯特·孔德、埃米尔·迪尔凯姆等均在其著作中大量运用定量的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等现象，尤其是经济学的后边际革命爆发，越来越多的定量分析被应用到经济理论研究中；萨缪尔森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其影响延续至今。这些研究方法为后来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学科建立，提供了许多有价值可借鉴的具体定量研究方法。定量研究试图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下，借助工具、公式或模型推理将研究对象的各组合要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外部条件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揭示出来，以期对研究对象有相当精准的认识和分析。数学基础和计算机应用基础，在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了定量分析研究对象不可或缺的手段。方法、模型和指标构成了定量分析的主干要素。
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起伏
宏观上讲，大千世界，气象万千，社会现象，林林总总，凸显世界的复杂性，这使得定量研究难以精确计量研究对象中各因子的相互关系，必易导致定量研究的或然性。微观上讲，社会个体的独特性，特别是个体情感、精神等研究，一般较难采用定量方法加以研究。方式上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只看到连串数学公式、得出系列数字结论，易导致见物不见人，驶离研究初衷。这也是定性研究可成为社会科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的重要缘由。当然，纵览近些年社会科学通过定性获得的研究成果，定性研究也在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从阐释理论到对接现实等的转化与应对。
定量研究诞生以来，主要经历过实验法、测量法、问卷法和数学模型法等多种量化研究方法的演变与综合，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期间，面向现实世界、重视实践、主张实证和理性的风气异常兴盛，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许多研究方法转化成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一些综合性、应用性、交叉性的社会学科，采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目前在研究中，因其借用定量方法取得的大量新颖、精细且具备数字说服力的成果，也难完全以客观姿态接纳传统定性方法研究出的深刻思想成果。可以说，定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定性研究传统思维模式，促进了研究的技术化。但是，无论提出怎样合理的假设，建立多么精致的模型，估算参数，验证理论，预测未来，仍然还是其不足之处。
随着人类生产力总体水平不断提升，自然科学技术也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素材。社会问题与科技问题结合愈发密切，有时甚至科技问题直接演变成社会问题，对其的研究，需要借助定量研究去精准探究；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生产、生活的急剧网络化、大数据化、信息化、复杂化和快速化，对有关社会问题采取定性研究，也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求以及解决认识问题。
三、让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得益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众多领域，这些领域都有其相应知识体系和话语表达，都应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要坚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都有用武之地。只是针对不同研究对象、借助不同学科视角、发现不同问题和达到不同研究目标而采用的不同方法而已，没有孰优孰劣。从这点上讲，两种方法应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相得益彰。
过度仰仗定量，易在学术研究方面过度模型化，势必导致认识世界的价值理性缺失；过度仰仗定性，易在研究内容方面出现空泛化，势必导致认识世界的精准度不够。没有定性的定量，容易导致盲目的定量；没有定量支撑的定性，容易产生无本质的定性。在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更能因接近事物的属性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在定性分析基础上的定量分析，更能把握社会的变化动态和趋势走向，有利于科学得出事物的“质性”。无论是归纳与演绎、实证与思辨、证实论与证伪论，还是解释与理解，都预示着研究思维的理性进步。
社会科学的时代属性、价值本性和民族特性，决定了我们在新时代面临信息化加速发展，原本在工业化时代建立起来的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必然受到学科分立、方式转换、话语创新等方面的影响。此时，我们要认清每种方法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功能。对于有些定量研究，分析严谨，数据清晰，但我们更要注意其根本思想和原理意蕴。因为，西方有些流派和理论背后，藏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快速发展的中国的诸多问题，不在西方学术视野之内。对于有些定性研究，看起来，理论先进、论证充分，但我们不能简单横向移植，要注意其论述的立场和基本价值取向。因为，我们要有我们的自主性、主体性和独立性。
新时代，许多传统学科再展新颜、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学科快速变革、交叉学科蓬勃发展、冷门学科焕发生机。在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进程中，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要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才是我们应走之路，而不必只是在纠结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孰优孰劣中兜圈子，不必在对定性研究产生固化与偏见、对定量研究产生痴迷与排斥中迷失了方向。其实，不管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要根据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和学科特点而定，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结合中国实际、中国经验和中国社会，解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曾德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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