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胡珉琦张思玮
“疾病是一个故事，同样的疾病、不同的患者，衍生出不同的故事。”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曾这样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伴随着听故事和讲故事长大的，可有人在成为一名医生之后，却不再有耐心去倾听一个患者的故事，去和他们的苦难同在。
这里省几分、那里省几秒，医患关系已经被缺少时间、尊重和关心而损害。美国医学人文学和生命伦理学奠基人之一埃德蒙·佩里格里诺将这种行为称之为现代医学之“罪”。
年，美国哥医院的内科医生、文学学者丽塔·卡伦提出了“叙事医学”的概念，强调医者应该具备吸收、解释、回应故事和其他人类困境的能力，从而提高对患者的共情能力、职业精神、可信赖程度和对自己的反思。年，这一概念开始在国内落地生根。
过去十年，是叙事医学在国内萌芽到成长的关键阶段，它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又给医患关系带来了何种改变？
“把医学人文这潭春水搅动起来”
年的11月4日，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的召集下，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叙事医学”座谈会，参会人员不仅有医生、人文学者，还有叙事学者和作家。
他们讨论的内容，不是关于现代医学要如何“找证据”，而是有关如何“讲故事”的。
尽管早在十年前，叙事医学的概念就在美国医学人文学界诞生，至此之后，医疗、教学和科研的各个方面都被打上了听故事、讲故事、创造故事的印记，但国内医学界却对此知之甚少。
叙事医学的出现源于医学人文的重大危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技术理性的发展正在背离人文精神的需求，在医疗界，“去人性化”“生物还原论”和“机械的医学教学”趋势越来越明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商业化开始入侵医疗卫生体制。
很多有关医疗卫生的决定不再由患者做出，甚至都不是为患者而做的，而是为利益做出的。
于是，以人为中心的医疗呼唤越来越强烈。
可是，到底如何把人文注入医学，实践者却常常两手空空、不得章法。
年是文学与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丽塔·卡伦提出了“叙事医学”这一新的名词，把文学与医学带入了叙事医学的时代。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郭莉萍介绍，卡伦认为，当代医学是以牺牲病人和医生的关系为代价的，医学人文必须帮助医生找到一种方法，使他们能够反思自己的实践，认真而坦诚地与其他医生谈论自己对医疗实践的思考和困惑，尽可能准确地理解病人，特别是危重病人所经受的苦难，并感知死亡对人的意义等。叙事，可以为医生提供这种接近病人情感和精神的工具。
卡伦发现，在行医的过程中，医生需要理解病人复杂的叙事。病人“讲”的任务和医生“听”的任务同样艰难，因为大部分的医生并不具备她所说的“叙事能力”。
从这点出发，她认为病人和医生都需要一种新的医学形式。
卡伦对叙事医学的定义是从“叙事能力”出发的，而“叙事能力”是“吸收、解释、回应故事和其他人类困境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医生在医疗实践中提高对患者的共情能力、职业精神、可信赖程度和对自己的反思，由具有“叙事能力”的医生实践的医学就是“叙事医学”。
年，郭莉萍到美国得州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对叙事医学产生了兴趣，次年在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时对卡伦进行了深入访谈，在《科学文化评论》上深入介绍了“文学与医学”如何转向了“叙事医学”。
无独有偶，从事“叙事理论”和“文学叙事”研究的杨晓霖本与医学不相关，但因家人患病多年，在照顾家人和求医问药的过程中，对生命、对医学、对有质量的关怀和照护等有了刻骨铭心的体悟，结合叙事学的专业研究，也把视线对准了叙事医学。
年4月，杨晓霖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叙事医学的论文——《美国叙事医学课程对我国医学人文精神回归的启示》，9月，又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了《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叙事革命》一文，引起了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