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枯燥乏味的，又是引人入胜的；是振聋发聩的，又是使人迷惑的。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很多，但知道如何阅读、学习的人较少；历史影视剧、小说很普及，但研究专著作往往乏人问津。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因历史学科自身特点，另一方面也和历史学者身居象牙塔、不常面对大众（并不都是刻意而为）有关。由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计划每年组织一届鸣沙史学嘉年华，邀请相关历史学者围绕一定主题，用尽量平实的语言讲述他们学术生涯的感受、经验和收获，并将历史生动地表达出来。年9月11-25日第一届鸣沙史学嘉年华主题为“历史学家的取景框——数字·概念·生活”。
在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中，似乎很少提到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不就是读文献吗？最近一些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且成果颇丰，这样一种转向，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转向，还是受其他学科影响太深的结果？史学研究究竟该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即便是方法本身，也在不断进步和改变。过去说计量，主要是数字的简单计算。如今的计量，往往是在数学建模的基础上进行。我们需要新的方法。但是，新的方法、新的视角和取得研究进步之间，并不能天然地画上等号。有了方法，又怎么应用到新的历史研究中去？最后，方法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转换，带来了新的问题，但究竟哪些历史题目值得做？
9月11日，社科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联合新京报·文化客厅推出鸣沙史学嘉年华线上活动第一场，邀请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王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章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胡恒围绕历史研究的方法，探讨历史书写的可能性。
“史无定法”就是方法
“实际在做具体课题研究时考虑的并不一定是新方法，而是用什么方法最有效。”王笛坦言，过去他喜欢实证研究，从不单纯谈方法或理论。他认为，方法只是一种手段，由研究对象决定，随着课题的变化而变化。其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集结了11篇他认为在过去30年能够在方法上代表自己各个不同阶段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也是对自己过去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他举例说，在做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研究时常常面临一个问题，当然这也是研究社会下层、边缘群体的学者都会遇到的问题——资料非常少。还有，如何判断现有资料的真实性？这时候，就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批判的使用，把它看成是一个文本，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去探索这些文本的来龙去脉。王笛强调，对资料的使用，哪怕是档案资料也必须非常小心，并不是说档案记录的就一定是真实的。
王笛著《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另外，由于有关下层民众的历史记载非常少，就要想办法拓展其他途径，比如文学材料，但文学材料的使用也需谨慎。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指出，历史的写作和文学的写作实际上是相通的，它们有类似的叙事结构、隐喻和修辞等。最近几十年新文化史的发展，对文学材料的使用越来越多，这就不得不考虑在把它作为历史资料使用时要采用什么方法。还有，图像资料的使用也涉及方法问题。图像资料也不一定是客观的，可能镜头是客观的，但实际操作镜头取景的人是主观的，对于图像资料也要批判使用。关于资料的复杂性，王笛推荐阅读美国学者塔拉·韦斯特弗（TaraWestover）的自传《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为一本非虚构作品，书中把各种说法全都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因而不同的读者对这本书有不同的读法，这就是王笛所想要表达的，方法的选择因人而异。
章清回忆说，很多前辈学者一直强调“史无定法”，这是我们应该树立的一面旗帜，也是当下讨论方法问题时不可回避的最基本的问题，史学研究的方法当然应该跟着问题走。他指出，中国书写历史的传统非常悠久，但在方法上、理论上做出反省的确实不多。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还有乾嘉史学，这些都算是方法上的自觉。还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编纂学、文献学、考据学等方法都有所涉及。考察如今的史学方法问题，两个比较好的切入点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新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其最基本的主张都是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梁启超把“二十四史”斥为24姓之家谱，明确指出要书写全面的、整体的历史。章清认为，这也是一个困扰今天的历史研究者的问题，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似乎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都应该是历史研究者去处理的，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梁启超等学者提出，史学要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打通史学与社会科学并促成史学社会科学化。年布罗代尔发表长文《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年鉴学派亦是做着同样的努力，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或理论进行史学研究。
胡恒认为，对于方法的强调，认为史学方法的选择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有相当关键的作用，也许本身就是不对的。当代社会科学对于概念、方法和理论的讨论非常多，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的问题也催生了各自学科领域的经典作品。从这个角度上讲，所谓的“史无定法”也许就是史学最大的方法，与其不断地去追逐一些新的方法，或许可以考虑在史学研究中哪些是通用性的方法，是从事史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这类通用型的方法，特别是处理传统史料基本功的训练，在当下这个强调方法的时代，实际上反而是更重要。他举例说，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强调实证传统的学问，如谭其骧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用一种近似于乾嘉考据的方法做出来的。他回忆说：“回头看自己大学期间所受到的历史课程训练，收获最大的还是传统的史学训练，如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目录学、版本校勘这些知识，打下了一个史学考据的基础。”无论研究什么样的问题，采用多么时髦的方法，史学研究处理的始终还是史料，对于历史文献学的训练，仍然是应当非常强调的。
关于什么是历史方法，杨念群指出，在中国古代不是没有方法，只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方法，所以才有“史无定法”这个说法。按照现代科学的模式和社会科学的路径去解释历史，方法就变得很重要，方法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科学的代名词。他认为，现在对历史真和假的问题已经不需争论了，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主观介入的过程，中国现在的历史方法最大的问题是过度方法化。
“虚”还是“实”？历史研究警惕过度方法化
杨念群认为，目前的历史研究太注重“实”而不注重“虚”。中国古代的很多概念，比如“九州”“五服”“天下”，实际上都是虚的、想象出来的东西，包含着某种抽象的和形而上的意义，与历史的实际过程有所区别，但它们支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杨念群称之为“主导性虚构”。这些虚构的东西很重要，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用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往往不能准确地把握。他认为，对于历史研究更应该注重“虚”的内容，而目前的历史研究太注重“实”而不注重“虚”。
他举例说，从思想史到文化史再到社会史研究，反映了历史研究从上往下，从思想的抽象变成文化意义上的形态研究的转变。但实际上，很多的历史问题是介于虚实之间，甚至是“虚”比“实”更重要。从这个角度讲，杨念群认为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有点走过头了。梁启超提出“国民的历史”，正统帝王历史都是家谱，而历史研究需要由帝王将相走向民众。杨念群认为，过去把历史单纯理解为帝王将相的家谱是有局限的，但如果全部眼光向下，所有的政治史研究全部变成人民群众历史的研究，全部走向田野、走向民间，又是需要警惕的。这种对于历史的整个支配力量的研究转向，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帝王将相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并没有研究得十分清楚。历史研究还是要回到帝王将相的脉络里去重新思考帝王和上层政治和制度的作用。
杨念群主张更加多元多样的历史研究方法。可以是“史无定法”，但不要受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某种流派的过度支配。他举例说，“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概念引入中国基本是失败的。在西方社会，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是跟上层社会二元对立的，但在中国不是。中国从来没有一个上下对立的关系，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需要虚实结合，才能完整理解上层政治。
王笛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历史研究的“虚”与“实”是要宏大叙事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