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霖（-），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舒晋瑜，《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资深记者。
舒晋瑜：
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从开始参与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获首届全国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到主编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您能概括一下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特点吗？
黄霖：
我认为，中国文论的核心精神是“原人”，即中国文论的基点是立足于“人”。
当然，在历史上没有人直接标举“原人”来论文，打出的旗号都是“原道”。
但假如对各种牌子的“原道”一作具体分析，其实质还都是原人，故历时数千年，统领各派系的中国文论就是以“人”为中心来构建的。
其思想基础是天人合一，而“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礼记·礼运》）
这种以人为本原，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可概括成四句话：“文自人”、“文似人”、“文写人”、“文为人”。
“文自人”，中国古代文论中最权威的《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就指出，人是“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学原自人是“自然之道”。
“文似人”，即是将文学看成人一样，是一个充盈生气、活力弥漫，乃至血肉完整的生命实体。
如云“文有神，有魂，有魄，有窍，有脉，有筋，有节，有腠理，有骨，有髓”等等。正如钱锺书说的，中国文论的一个特点是“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
“文写人”，这是容易理解的。
文学所写无非是人的情、事、理，都离不开人。理，本为美玉的纹理，泛指事物的条理，此指符合人性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
“文为人”，古代的文论，毕竟以儒家的为正统，他们都是正面强调文章是为人所用的。从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第十七》），到后来在文论中广泛地讨论人与现实、文与道、德与言、文与质等关系，占主导地位的都是以追求符合人伦、实用功利为最终鹄的，且特别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
当然，也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