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主题：“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与话语传播”本文图片均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供图9月24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文史教研部共同主办的第一届文化强国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宣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以“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与话语传播”为主题，深入探讨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立足中华文明深化中国道路的学理建构，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论坛现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谢春涛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受邀出席并致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毅、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曲莹璞、新华社原副社长严文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长兼文史部主任李文堂主持论坛第一单元并作总结。与会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文明比较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交流互鉴与话语创新、国际传播与中国叙事体系建构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华社、中国日报社、中国外文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河南省文旅厅、东方出版社等单位的部分领导、专家、学者等参加会议。《文史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政治学》《现代传播》《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行政管理改革》，以及中国日报社、光明网、中国网、澎湃新闻、观察者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刊物媒体记者受邀参会。线上线下共余人参会。
论坛现场致辞与主旨演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谢春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谢春涛在致辞中首先介绍了成立两个研究中心并举办文化强国论坛的背景。他指出，为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以及加强与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委前不久决定成立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挂靠在文史教研部，组织全校跨部门力量加强研究，同时加强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他结合本届论坛主题，对两个“中心”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第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立足中华文明深化中国道路的学理研究，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第二，要加快建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第三，要锤炼一批思想性学术通才，形成一支具有跨学科、跨文明交流能力的人才队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在致辞中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对两个“中心”的成立热烈祝贺，表示将全力支持两个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携手合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他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华民族多年的悠久文明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的内在联系。他谈了自己三点理解：第一，一脉相承、积淀深厚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源，铸就了独特的思想理念、文化基因，是我们历史自信的底气；第二，中国道路厚积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历史道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形态所决定；第三，在传承历史中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李毅副校（院）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李毅副校（院）长在主旨演讲中认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丰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认识的一个新提升，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一个重要思想标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其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反映，更是其思想丰富发展的标志；其二，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责任和担当；其三，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强化了民族复兴必然伴随的文化复兴的自觉；其四，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资源。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作了题为《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一个超大型国家的治理》的主旨演讲。他具体分析了中国的特点，认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国家，驾驭这样的国家，必须依赖一种有组织的力量，维护大一统局面；而20世纪中国的重大任务，就是重建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这种重建在中国共产党手里才得以完成，党的领导作为一项国家根本制度确立下来。这一点，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历史就理解不了。大一统观念源自儒家思想，其社会治理理论有三大遗产，今天仍有特殊意义，一是贤能政治，选贤任能；二是道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相通之处；三是儒家的天下主义，强调天下为公。同时，也需要正视儒家社会理论的局限性，如皇权制衡、个人权利保护较弱，因此儒家思想需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曲莹璞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曲莹璞作了题为《坚定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与话语传播需要弘扬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的和平观，讲好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建设者故事；弘扬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讲好中国始终做国际秩序维护者故事；弘扬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发展观，讲好中国始终做全球发展贡献者故事；弘扬平等包容交流互鉴的多元文明观，讲好中国始终做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者的故事。
新华社原副社长严文斌新华社原副社长严文斌在题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叙事体系构建》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四点建议：一是把准中国发展的时与势，坚持中国叙事的破与立，构建中国故事的根与魂；二是打造中国叙事标签，建设为世界共知、共情到共识共享的话语体系，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三是秉承全球发展倡议，建立基于中华文化、中国发展的中国版叙事体系；四是设置议题，提炼概念，瞄准最佳节点，敢说、快说、会说，实现中国叙事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出击转变。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主任张军上午的会议研讨由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主任张军共同主持。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在题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的发言中指出，为了理解中国道路，必须结合年的文明历史，并由此思考20世纪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文明史之间的关系。理解20世纪的中国有两个特殊前提，一是在20世纪的动荡当中，中国变成了唯一保持原有地域人口及其历史连续性的文明，因此要把革命变革和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当成一个问题给出辩证解释；二是90年代中国在维持政治基本结构的连续性的条件下实行深刻的经济改革，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变革与连续的辩证关系。另外，不把中国放在整个19、20世纪的世界性的剧变当中，就看不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在20世纪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中，中国革命是最重要、最深刻和最广阔的革命，对全球史影响深远，没有世界史的叙事框架，就无法给出中国文明史与中国道路的新解释。
中国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研究员在线上做了题为《中国道路的连续性》的发言。他指出，讨论中国道路的连续性问题，要处理好应然与实然的关系问题。通常，我们是从应然去看待实然，但亦可从实然中理解某种应然。实然层面而言，文明史的延续性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事实正当性。中国道路是从40多年改革开放、70多年建设与探索、年的建党史、年以来的反帝反殖民与国际共运史，乃至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走出来的。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一大特色，这与欧洲现代性截然不同。但应然层面也需要回答，避免昨日如此未来必然如此的问题，要从中国思想、中国理性、中国制度等维度来回答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延续、怎样能延续、为什么合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问题。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李怀印教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李怀印教授通过连线分享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迷思与现代国家形成的中国路径》。他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迷思”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把现代国家形成的欧洲经验视为唯一正确道路，从帝国裂变为众多民族国家才能体现“民族主权”原则；其次，认为只有一人一票的代议制民主才是“人民主权”原则的真正体现。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体量之“大”和中国结构之“强”，进而忽视了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性和连续性。他强调说，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并非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而是从前现代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保持了疆域、人口与族群的连续性，体现了中国体量之“大”；同时，现代中国是在解决晚清中央权力下移导致的种种问题过程中通过内部塑造强大政治认同、建立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力量而形成的“强国家”，体现了中国结构之“强”。因此，要正确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就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思维，回到中国数百年来的历史实际中寻找答案。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新型举国体制战略专家组成员谢茂松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新型举国体制战略专家组成员谢茂松，他的发言题目是《贯通古今中西马：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基本问题》。他强调了对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之间的关系需要有一种“整全性”的理解，并提出了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的基本框架、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包括：中国道路贯通古今中西马，具有“道”、“道统”的文明原理普遍性；中国文明的底层结构与“可大可久之道”；中、西政教比较；中国道路对中国文明在价值与制度上的继承与创新，以及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型政党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任、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史学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吴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任、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史学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吴英研究员在题为《马克思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的发言中，从文明史的书写方式入手，扼要分析了现存书写方式的缺陷以及恰切的应对之策。他认为文明史的书写应该具有世界史的视野和比较的眼光，努力吸取西方文明史写作的教训，突出中国人的写作主体地位，要体现中国的历史观、价值观，体现我们的身份意识。这就要求着眼点和切入点的转换：文明史的书写应该以“人民”为着眼点，而不是从“资本”切入。这同时意味着，我们要处理好书写方式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运用好唯物史观书写我们的文明史。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林昌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林昌教授在线上做了题为《环地中海与环太平洋：古代世界的两种文明形态》的主题发言。他从地理环境和气候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古希腊文明的“突破性”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两种文明形态的不同特性。其中，古希腊文明具有环地中海的特性，而中华文明则具有环太平洋的特色。张光直先生曾说，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晰有力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法则，这种法则可能代表了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文化法则，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他引用张光直这一观点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结论，即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古希腊、古罗马的材料所总结归纳出的文明理论可以适用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形态一样，根据中国古代的材料总结归纳的文明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形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主编、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主编、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锋做了题为《重新认识治体论传统：〈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百年孤独”》的发言。他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一百年之际，提请我们从两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