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论坛”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周年而举办的系列讲座，本文整理自年11月19日太平洋论坛第4期“漫谈跨国史、共有历史与中美关系史”。主讲嘉宾徐国琦为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国际化历史讲席教授，享誉全球的国际史学者。与谈嘉宾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
主讲人徐国琦教授主持人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香港大学历史系的讲席教授，享誉全球的国际史学者徐国琦老师。徐老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友人，和我们渊源非常深。同学们可能不知道，徐老师第一次来复旦开会，就是参加汪熙教授在年11月中旬主办的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可以说是名家云集，一些青年才俊如徐国琦老师、时殷弘老师、牛大勇老师、徐以骅老师、任东来老师等等，都是因为那次会议相聚在复旦。也是在那次会议上，徐老师认识了他的太太，也是我们复旦历史系85届的尤卫群老师，所以和我们的渊源很深。我和徐老师的初次相遇是年8月在复旦校园。当时金光耀师安排我来具体负责“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会务工作。那时，徐老师刚从哈佛历史系博士毕业未几年，正在美国卡拉马祖学院任教。尽管是初次见面，徐老师确实对我很信任。会议期间，他说他的新书很快要在剑桥大学出版，也就是《中国与大战》，希望能由我翻译成中文。我当时诚惶诚恐，我觉得我还是硕士生，能够承担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吗？大概是年冬天的某日上午，我就收到了徐老师从美国寄来的新著ChinaandtheGreatWar，此书的中文版收入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主编的“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之后我就开始翻译这本书，因此跟徐老师结缘。直到今天，我这么多年的学习、成长，一直受惠于徐老师的关照，在徐老师的光芒照耀下成长。
今天徐老师讲的是“漫谈跨国史、共有历史与中美关系史”，我们还特意邀请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国东教授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法学家邓正来先生，邓先生是我们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创院院长。今天，徐老师会把他这些年来做学问乃至人生的感悟，以及对中美共有历史、跨国史研究的展望，与我们分享。
徐国琦（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国际化历史讲席教授）：
就像建标教授刚才说的，我跟复旦的确有非常深的缘分。我在国内参加的第一个学术会议，就是年在复旦召开和汪熙教授主办的全国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当时，资中筠、李慎之、袁明、金光耀、牛大勇、王建朗等都参加了，老中青学者都在这里。我出国之后在国内参加的第一个学术会议好像也是在复旦。年暑假我正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张力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当时要到复旦开会。问我在哪儿，我说我正在上海。张力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金光耀老师，金老师得知后就邀请我参加“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学术会议。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是我出国之后参加的第一个国内会议。
我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建标翻译的，第一个中文书评也是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我的另外一本英文书也是复旦历史系的潘星翻译的，所以我和复旦历史系的渊源是很深的。今天这个讲座主要是庆贺复旦历史系建系95周年和纪念汪熙教授诞辰周年。年汪熙教授主办的“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非常不容易，当时只有复旦、只有汪熙教授才能主办这种会议。因为中美关系在当时非常敏感，我年到南开读研究生，立即注意到汪熙教授在年写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那篇文章的观点从今天来看不觉得有什么，但当时我们都是受到丁名楠先生《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影响，把美国都叫做“美帝国主义”，中美关系史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汪熙教授在年这篇文章中说，中美关系不仅仅有所谓的对抗，更有友好，所以我们研究中美关系既要看到坏的一面，冲突的一面，更要看到好的一面。当时汪熙教授强调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客观评价，这在我们年轻学者读来是石破天惊的。
我能参加首届中美关系史讨论会，无疑十分荣幸，该会对我们这一代中美关系史学人影响极大。所以这次来到贵校纪念汪熙教授诞辰周年，非常感慨。从年到现在35年了，这35年中国、美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回首当年，的确觉得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今天来，主要是向复旦历史系建系95周年祝贺，也向汪熙先生致敬。
年11月14日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合影，第一排右八为汪熙，第三排右十为徐国琦汪熙先生是安徽休宁人，建标也是安徽人，我也是安徽人。从我个人的角度讲讲国际史或者跨国史，影响我的第一个人是另外一个安徽人唐德刚。在座各位应该知道，唐德刚当年是以整理胡适自传著称的，他的一句名言叫“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唐德刚年到安徽师范大学演讲，我当时正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我考大学的时候，英语成绩差不多是零分，但我的数学分数相当好，所以还是考上了。我到安徽师大也不想读历史，所以我说这是开了历史的玩笑，我根本就不想读历史，我一心想做数学家，但是最后数学家当然没做成，阴错阳差，成为一个历史学人。到大学后，我当时天天读《史记》、《汉书》之类的书籍，一心想考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生。年左右唐德刚从美国到安徽师大演讲，演讲主题是美国基本概况，提到美国的农业十分发达，让我大吃一惊。我当时以为美国的工业了不起，没想到其农业也如此先进，立即对美国发生浓厚兴趣。从此就把四书五经放在一边，开始学英文，打算研究美国史。年我就投奔到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门下，杨先生当时开设三个方向，一个是美国外交史，一个是美国黑人史，还有一个是美国史学史，其中外交史是最时髦的，当时他每年只招一个研究生，我十分荣幸成为其美国外交史专业的弟子。年汪熙先生主办中美关系史讨论会，杨先生把他的三个弟子都送过来，其中有前几年不幸英年早逝的任东来、现在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孔庆山和我。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国内读研究生时，觉得是赶上最好的时候，我们充满了理想，非常朝气蓬勃。我跟杨生茂先生有个君子协定，他当时承担了《美国外交政策史》的撰写任务，我负责写美国内战到一战的部分，写完之后我就要准备出国留学，杨生茂先生答应了。前几年我在国内出版的一本旁门左道的《边缘人偶记》，里面还收录了当时杨先生给国家教委写的求情信，要求国家教委批准我到美国留学。
年12月23号我到达美国，那时的波士顿冰天雪地。当时实际上是前互联网时代，我申请的是跟哈佛大学的ErnestR.May教授读美国历史。我当时不知道入江昭教授已经到哈佛了。到哈佛后，当时系里问我，你愿不愿意改投到入江昭教授门下，因为入江昭教授在哈佛还没有什么学生。
下面我要进入正题，入江昭教授是西方“跨国史”的领军人物，入江昭教授年生于日本，他的父亲是入江启四郎，也是著名学者，经典著作是关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的外交关系。过去国内学者都说入江教授是日裔美籍，实际上说错了，他年才正式入美国籍，过去长期以来只拿美国绿卡不入籍。
我跟入江教授关系极好，我第一次到他家做客，就问入江教授你家有酒吗？他说有，可能我给他的印象是非常不拘小节的非传统中国人的形象，天不怕，地不怕，比较自信。他对此印象极深。
入江教授年四十几岁，就担任美国外交史协会主席。如果大家有兴趣看他美国外交史协会主席的演说，当时他就特别强调“文化”因素。因为过去大家都是强调所谓的“外交史”，都是自上而下从上层研究政治、军事、经济，入江教授就大声疾呼文化的重要性。
到年，入江教授成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当年他也才五十几岁，所以入江教授在美国的学术地位是极其崇高。他在美国外交史协会、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演说都是要树立一面旗帜，年他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他的著作CultureandPower:TheJapanese-AmericanWar,-讲述美日关系，特别强调“culture”的重要性。到年历史学会的演讲，他就强调历史学的国际化，就是所谓的“国际史”。入江教授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书AfterImperialism：TheSearchforaNewOrderintheFarEast-，就强调多国档案、多国视野的重要性，他用了英文、法文、日文、德文、俄文等资料，展示美国、俄国、英国等国家在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
入江教授作为美国两大学会的会长、“国际史”的旗手与领头人，国内学者对其个人著作比较熟悉了，但注意到他主编著作的重要性，则不多。我认为他后来主编的书中弘扬其学术主张方面影响也同样重要。早在10年前入江教授就开始系统思考和梳理跨国史的路径和门派了，例如他写的这本小书叫GlobalandTransnationalHistory：ThePast，PresentandFuture，就是一代宗师的大手笔。年出版，最近被翻译成了中文。这实际上是入江教授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讲述“国际史”、“跨国史”的前世今生，并对学派的未来做出规划，所以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他主编的另外一本书，就是ThePalgraveDictionaryofTransnationalHistory,可能国内学者也没有特别重视。“dictionary”中文是“词典”的意思，但实际上这里并不是词典，应该是指南。这本书年出版，入江教授当时就是要把“国际史”作为一个门类进行规划，所以这本书等于是关于国际史的百科全书。在座各位都是研究生，如果你对某些题目你觉得还不太把握，就可以参考这本书，其中有几百个词条，有长有短。我当时刚刚写完了一本旁门左道的书叫《奥林匹克之梦》，立即奉入江教授之命为本书撰写了关于“sport”的论文，入江教授编的这本书的开宗明义就是要规划“国际史”，指明“国际史”范畴和路径。如果在座各位对“国际史”或跨国史感兴趣的话，早在十年之前，入江教授个人的书和他编的书，就为大家指明前途了。
相比中国内学术界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6卷本的《哈佛中国史》，我认为大家更应该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