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惠京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译者后记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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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接触到的有关红学史的书籍就是刘梦溪先生的《红学》一书,初次拜读时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至今都记忆犹新。用红色写成的“红学”书名占满整个黑色封面,让人产生要阅读下去的兴趣。

该书作为红学的代表性著作,可谓是当之无愧。我在撰写以《红楼梦》评点为题的博士论文当时就产生了将来若时间允许一定要将该书向我国读者介绍的想法。此后利用放假的时间,断断续续的进行了翻译,直至年才将该书大体翻译完毕。

为了与是书作者刘梦溪先生见面,我前往了北京。因为我觉得在书籍出版之前一定要与作者见面,向刘梦溪先生请益有关红学的故事。刘梦溪先生对于自己的书被翻译介绍到他国感到十分意外,十分热情的欢迎了我这位来自韩国的客人。

在两天三夜短暂的时间里,我与刘梦溪先生每日见面,交流有关红学话题。毫无疑问,在与作者见面以后,翻译工作得以更快的展开。

诚如上文所言,我虽然最早接触的有关红学史的著作是刘梦溪先生的《红学》,《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译者注:韩文译本书名为《论证剧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红学智力冒险》,韩文译本后记中皆为此名。考虑到本中文后记中为不至于使中国读者误会,书名皆使用原书书名,以下不赘注)一书的底本可以说是《红学》一书增补版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可谓将与“红学”相关所有内容一网打尽。可以说这本书展示了红学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在这部书中能看到在其他书中很难看到的红学的真相。

较之《红学》,《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增加了第一章《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二章《红学呓语》、第十章《百年红学索隐》等内容。一方面阐释了红学各流派产生的背景以及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对红学取得学术地位的足迹进行了整体概括。

诚如作者所指出的,由于本书旨在对索隐派、考证派、文学批评派等红学三派代表学者及其主要观点逐一进行介绍,比较各派的研究方法,揭示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产生的过程。

因此,本书的核心内容并不在于针对与《红楼梦》研究相关的未能解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而在于对围绕红学的诸种问题(分为十一次争论、九个公案、四大未解之谜、三大死结等几个方面)进行整理,当时很多读者对于红楼梦相关的争论的发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对于消解这些读者的好奇心显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本书书名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诚如作者所言,百年这一时间有着沉重的历史感。作者在书中对《红楼梦》百年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它各自的含义,近的可以算作是从清末明初截至今天的百年岁月,远的可算作自年满清建国以后截至年开始创作《红楼梦》这年,另外也意味着《红楼梦》中所描绘的贾氏家族百年的历史。

最后,从《红楼梦》研究史相关的角度来看,这年也意味着从红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诞生的年至本书作者刘梦溪先生《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完成的年,这年也包含在其中。

这三个时期的百年历史中诞生的《红楼梦》的诞生与传播、红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占据的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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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今天红学已成为一个为学界广泛接受的学术名称,然而在最初红学这一概念不过是一句玩笑而已。均耀的《慈竹居零墨》中有如下记载: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为最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尙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經”字若去掉右边的一横三曲,则为“红”字,此种答语不能不谓之巧妙。我们从士大夫将《红楼梦》与“经学”相提并论这一点来看,也能窥见当时《红楼梦》风行的程度。李放的《八旗画录》注中亦有“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的记载。

谁也未曾料到,这个来自于玩笑的“红学”一词,后来竟发展成为一种学术概念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说,这既是一种偶然,更是一种必然。

此后有关《红楼梦》的评点如雨后春笋,红学的世界如星火燎原,逐日扩大。最早的评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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